转自传记文学杂志社
吴晓邦：一生为人民而舞
冯双白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喜庆日子里，人们也自然多了些历史的情思。灯下，手捧着吴晓邦先生出版于1949年的《新舞蹈艺术概论》，不禁思绪万千，一些有关先生的记忆伴随着秋夜里桂花的暗香涌上心头。
寻觅：叛逆者青春的历史偶遇
《中国舞蹈大辞典》这样介绍先生：“吴晓邦（1906-1994）：中国现当代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编导、舞蹈理论家、教育家。”
1906年12月18日，吴晓邦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沙溪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实在太穷，在他10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忍着分别的痛苦把他过继给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当养子。
这大户人家姓吴，富甲一方。江浙一带富裕人家的民居建筑，流行“跑马楼”——四周一圈都可通行的、带有天井的三开间或五开间的二层楼宇。沙溪镇的吴家跑马楼有七进之深，私宅北侧还有湖光粼粼的私人花园，湖水中的巨石从太湖运来，气宇轩昂地衬托着吴家非凡的地位。今天沙溪镇的人民百货商场，曾经就是吴家的南北杂货店，连锁的买卖占了整整一条主要街区。
吴家富有，却膝下少子。家里老太爷一心一意地想把养子培养成家产的管理人，为此还特意给养子取名为吴锦荣，学名吴祖培，字启明。
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先驱者诞生于江苏太仓，颇有些传奇色彩。太仓是当时江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地方，从明清时代起这里就是官府的粮食基地，号称“第一粮仓”，“太仓”即由此得名。这里水陆货运都十分发达，人们的思想也非常活跃。在太仓，有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道观，每逢年节或有重大事情发生，那里都要举行盛大的道教仪式表演。吴祖培一听见道观里传来的鼓乐之声，就会急急忙忙地跑去观看。道观里的老道长是一个非常好的鼓手，听他击鼓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其他的道长们还会唱出好听的歌，并能边唱边跳。绣着八卦图案、丹顶仙鹤、青松翠柏图样的服饰，同样深深地吸引着吴祖培。玄妙观里丰富的道教仪式，以及在临近的上海这个“东方不夜城”里所见到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一颗颗艺术的种子。20世纪20年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生活，更是给了吴祖培最初的人文教育和革命启迪。1925年的“五卅”运动里有他的呐喊，北伐军在武汉开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里有他的身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亭子间里有他苦闷的徘徊。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社会变革让吴祖培深受震动，激愤之论令他深思，先驱之血令他痛苦万分。
当时很多大户人家常常送子到海外求学，吴家也把吴祖培送往日本学习经济，其中的用意不可谓不深。192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满怀苦闷的吴祖培离开家乡，前往日本。那一时刻，郑和七下西洋时率水军将士朝拜过的妈祖“天妃宫”里，依然飘渺升飞着祈祷的烟雾，郑和下西洋的始发港——刘家港（今太仓市浏河镇）里，古老的闯海传说依旧鼓舞着青春的心。吴家希望他在日本学好经济，日后回国接管庞大的家族商业事务。
如果吴祖培按部就班地走好经济之路，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历史就要重写。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到了日本之后，经济学说并没有引起吴祖培多大的兴趣，倒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新风潮让他感动。他居住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地区，活跃的文化和艺术空气给了他无限的激情和遐想。《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名著让他浮想联翩，心智大开；而中国新文学先驱者如郭沫若等人的新诗歌更让他激情澎湃。他开始用业余时间学习西洋乐，并由此成为波兰钢琴家肖邦的忠实崇拜者，以至于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吴晓邦。
吴晓邦留日期间的标准像
一次非常偶然的际遇，真正影响了吴晓邦一生的走向，从而也影响了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历史道路。有一天，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隈讲堂里看到了一场舞蹈演出——《群鬼》。作品表现了社会上不平等而造成的冤屈之情，让吴晓邦感到了极为强烈的心灵震荡。他几天几夜不能入睡，作品中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和人世间的矛盾所作的揭露和批评，让他看到了艺术改造人生的伟大力量！吴晓邦说：“《群鬼》给我印象很深，使我从此对舞蹈产生了兴趣。它是我立志献身舞蹈事业的启明星。”
吴晓邦放弃了学习经济，专心于舞蹈。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选择哪个舞种，就参加“高田雅夫舞踊学校”的芭蕾舞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优异；尤其是他对于音乐的感悟力很强，肢体协调，动作规范。自1929年至1936年，吴晓邦曾先后三次赴日本留学，学习芭蕾舞和现代舞，深入地了解德国表现主义现代舞的理论与技术，并且受到美国现代舞家伊莎多拉·邓肯思想的很大影响。1934年，吴晓邦开始读《邓肯自传》，越来越渴望着用舞蹈艺术去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他说：“我觉得邓肯的现代舞和芭蕾舞不同，但是到底应该怎样做呢，我是不敢想的。当接触到要表现二十世纪现代生活中的人物性格时，我就感到束手无策了。我开始苦闷起来……”恰在此时，吴晓邦于1929年第一次留学日本时的两个同学、日本著名舞蹈家江口隆哉和宫操子，从德国留学归来，1936年开办了暑期舞蹈班，传播欧洲现代舞，“当时日本介绍的主要是德国最早的现代舞蹈家拉班及其学生、舞蹈家魏格曼的一套完整的体系。……那是属于反映现代生活题材的舞蹈”。于是，吴晓邦开始尝试性地去学习现代舞。当戴着丝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吴晓邦，在教室的地板上踏跺下第一个现代舞舞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中国现代舞蹈的历史发端。
吴晓邦在东京的舞姿
1932年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吴晓邦就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家绸布商店的二楼上开设了“晓邦舞踊学校”。这是中国现代舞蹈史上第一个教授舞蹈艺术创作和表演的学校，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学生就是后来成名的电影演员舒绣文。在当时，一个男人跳舞是不被人们理解的，更何况教授的又是并不华美的，总是在表现人生中苦难与矛盾的现代舞蹈呢。学校开学后，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参加学习，但吴晓邦毫不气馁，坚持走自己的路。
1935年9月，吴晓邦在上海举办了自己舞蹈创作和表演的“第一次作品发表会”。演出的作品有《送葬曲》《浦江夜曲》《傀儡》《和平幻想》《吟游诗人》《小丑》《爱的悲哀》等，共11个节目，均为独舞。这些节目，基本上都是吴晓邦留学日本期间的习作。其中不乏成绩突出者，如《傀儡》。作品1936年在日本东京首演，创意来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扶持逃亡于此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身在日本的吴晓邦听到这个消息，既感到气愤，又从内心深处嘲笑这个荒唐的世界。他采用木偶式的僵硬、无生气的动作，表现傀儡对主人的绝对服从。当这个舞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演出时，大家都不仅深深地佩服他的勇气，而且对作品里那个头戴大大的假面具、半蹲着跨开两条腿、左右晃动脑壳，自觉得意而实际毫无生命的艺术形象，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这个舞蹈“显示了作者企图改变人们对舞蹈的审美与价值认识的努力，是对当时沉湎享乐、低级庸俗的舞蹈的有力挑战。此舞是中国舞蹈家在日本公开演出的第一个新舞蹈作品” 。
同年，吴晓邦在上海建立了“晓邦舞踊研究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研究所。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舞蹈理论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937年4月，吴晓邦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即后来的长江剧场）举行了他的第二次新作发表会，共演出了6个作品：《懊恼解除》《奇梦》《拜金主义者》《傀儡》《送葬曲》《夜曲》（又名《黄浦江边》）。吴晓邦更多地运用现代舞的理念和手法进行艺术创作，更加注重对于作品人物的心理刻画。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吴晓邦的艺术创作和表演，主要表现的是客观世界在他内心世界形成的影响，很鲜明地反映了一个艺术家内心的苦闷、彷徨，已经明显地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从1931年开始，喜爱“天马行空”的吴晓邦奔跑在大地，奔向人民，勇敢地迎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向往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大都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有了真切的联系。
奋勇：为人民而舞的历史旗帜
究竟是吴晓邦历史性地选择了舞蹈艺术作为终身事业，还是历史选择了吴晓邦作为自己的舞蹈代言人？
1937年，“七七事变”让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在这历史关头，出现了一个在中国20世纪舞蹈史上足以用“伟大”二字来赞美的舞蹈作品——吴晓邦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旋律都脍炙人口。这首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因为聂耳的爱国激情和音乐才华而传遍了祖国大地，歌声燃起了人们的抗日燎原烈火，也点燃了吴晓邦舞蹈创作的激情之火。1937年９月，吴晓邦随上海抗敌演剧四队到达江苏无锡。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中国百姓的爱国激情让他夜不能寐。他记载着自己的内心巨变：
过去我以为只有“象牙之塔”是我的容身之处，攀得高、钻得深，才是我的理想。而当我置身于人民之中，接触到现实的战斗生活后，才看到了塔外的天地是多么广阔。我忽然感到像一个笨拙的小学生站在这些工人、农民和战士面前，我该向他们表演什么呢？我又如何将自己的艺术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呢？
那时，我看到的是片片焦土，破碎的山河，在我的周围是受难的同胞，敌人的飞机整天价地在头上盘旋。炸弹在摧毁着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生命，而无耻的汉奸却在向敌人出卖灵魂……这生活中一切的一切，像巨浪在推涌着我的心潮，我不能沉默下去，我要用舞蹈向同胞们倾诉，倾诉那中华民族子孙的不屈意志。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对敌人的怒火，炽成了一首首抗日的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舞蹈排好后，我只向剧团借了一件深色上衣，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一条腰带，赤着脚就去演出了。
吴晓邦自编自演的《义勇军进行曲》
吴晓邦把这个舞蹈跳给大家看，没想到就连周围的普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从此，在抗敌的前线和后方，人们经常能见到那个一身黑色布衣、腰系大红绸带，在任意一个场地上都能进入狂热状态的舞者。他成了一个时代里舞蹈艺术的代表形象。
1938年，吴晓邦根据贺绿汀同名歌曲创作了舞蹈作品《游击队员之歌》。舞台上，游击队员来了！他们身穿灰白色的战士服，手拨草丛，观察敌情，向侵略者射出复仇的子弹。
《饥火》创作于1942年，描述一个因为饥饿而怒火中烧的人悄悄地跑进了蕃薯地，想找到哪怕是小小的一块蕃薯以便填充自己久已空空的胃。但是，他失望了。正在这时，附近的地主家传来酒宴的欢闹声。他不再找了！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亡。他聚集起最后的力量，向那朱门酒肉臭的地方发出愤怒的吼叫声，然后“砰”一声地倒在地上。作为吴晓邦代表作之一的《饥火》，源自其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广博同情。与之不同的《思凡》，是巧妙利用昆曲艺术传统段子而编创的翻新之作。吴晓邦自编自演的这个舞蹈，一改传统戏曲中因“思凡”下山而又重新获得幸福的结局，塑造出向往人间美好生活而最终未能超脱的小和尚形象。
吴晓邦代表作之一《饥火》
吴晓邦1957年表演的《思凡》
吴晓邦把他的这种舞蹈创作与表演，称为“新舞蹈艺术”，或者说，在巨大历史转折关头，吴晓邦高高地举起了“新舞蹈艺术运动”的旗帜！
1941年，吴晓邦、戴爱莲和盛婕，举行了一场命名为“新舞踊表演会”的舞蹈专场演出。那是一次“新舞蹈艺术运动”的里程碑式的演出。三位表演者——吴晓邦、戴爱莲、盛婕，表演了11个作品。在“新舞踊表演会”节目单上，吴晓邦在亲自刊印的一份说明中说：
新舞踊是与玩弄形式不问内容的古典派舞踊对立的。新舞踊的形式只在它有了现实的题材作为内容时才获得。中国的新舞踊即是民族舞踊的意思，自然是不抄袭西洋古典派现代派舞的，它创造有中国国民生活的舞。这是新舞踊，民族舞踊，现在由较少的中国舞踊艺术家在不断的努力中，创造、建立。
这次新舞踊表演会的参加者，戴爱莲，女舞踊家，技巧的训练有过十年以上的苦行；吴晓邦，男舞踊家，在中国舞踊界只身苦斗已八九年；盛婕，女舞踊家，她在四五年前起始勇敢地献身于舞踊艺术。
这份说明，今天读起来，都有一种革命性的、决绝的历史况味。新舞蹈，新在它不是供达官贵人享乐用的舞蹈，不是为了消遣解闷而跳的舞蹈，更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很长历史的“女乐”性质的那种舞蹈。新舞蹈像火，燃烧起人生的理想；新舞蹈像剑，剖开社会上的是非、善恶；新舞蹈像光，照见过去和未来的道路；新舞蹈又像一面镜子，像一潭深池，反映出人世间最普通的人那既有欢乐又有痛苦的生活。
“新舞踊表演会”原定于1941年6月5日演出。恰恰在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轰炸，制造了“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市民伤亡惨重。重庆举行了连续两周的悼念活动。原定的演出也因此而推迟。在终于公演的那一天，吴晓邦满怀悲愤地创作表演了《血债》，用以抒发不可名状的悲哀和愤怒！“大轰炸后，在瓦砾中找到了受难者的尸体，悲哀，愤怒是这个舞的题材。”
这是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男性舞蹈艺术家出现在舞台灯光下，出现在抗敌的前沿阵地，出现在火光与红旗飘扬的地方。
这也是中国舞蹈的一次本质意义的转变，是中国舞蹈史上的一次真正的革命。
这场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极高的评价。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艺术舞蹈演出，阵容空前，水平高，感染力强！“新舞蹈艺术”的旗帜，由此高高地被举起，飘扬在华夏大地上空！
这场演出虽然发生在国统区，但是仍然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赞誉。演出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新华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民族舞蹈，现在由少数的中国舞蹈艺术家在不断努力中创造建立。今天请这样理解它，它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我们非常同意，这种新的舞蹈在不断的努力创造中，一定是有它光辉灿烂的前程，与我们新中国的前程一样地向前迈进。”这一评价给了新舞蹈艺术运动极大的鼓舞。
上述表演会里的两位女主角之一的盛婕，可谓是吴晓邦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女性。她是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哈尔滨的“东方美人”，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盛宣怀的侄孙女。作为吴晓邦的学生，盛婕追随着老师，足迹遍及江南大地。上海中法戏剧专科学校里记录着他们的艺术探索，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岁月记录着他们的苦闷和彷徨；桂林的山山水水记录着他们辛勤耕耘的舞姿，“新安旅行团”的巡回演出中记录着他们对孩子的热爱，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记录着他们教书育人的红烛精神。正是由陶行知的积极牵针引线，他们在重庆曾家岩50号，见到了崇拜已久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对吴晓邦的艺术创作才华非常欣赏，邓颖超则对盛婕向往延安的愿望深深理解。
1941年4月14日，吴晓邦和盛婕在重庆实验剧院的礼堂内举行了轰动重庆的新式婚礼。那一天，高朋满座，嘉宾如云。周恩来和邓颖超派人送来了他们亲手栽培的鲜花，一对新人在圆舞曲中翩翩起舞，将鲜花花瓣撒向来宾，场面浪漫之极，引来无数人的赞叹！正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引下，吴晓邦和盛婕奔赴了延安，并且在延河水畔找到了此后一生的奋斗目标——为人民而舞！吴晓邦倡导的“新舞蹈艺术运动”，在此终于得到了全新的诠释。
20世纪40年代，吴晓邦的艺术创作进入新的时期。题材选择更加广泛，艺术表现深度增加，手法扩展，难能可贵地开拓了中国舞剧的创作之路。他经常是不穿鞋袜、赤着双脚在台上舞蹈，其舞蹈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些受到日本侵略军欺凌残害的中国普通民众的形象，真切地再现了中国民众在战争铁蹄下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抗日救亡的大主题被吴晓邦演化成舞蹈艺术的形象，而他自己在作品里倾尽全力表演，舞蹈才华横溢，具有强大的表演感染力。吴晓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舞蹈作品，传达了觉醒的、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农大众的内心呐喊。吴晓邦的新舞蹈艺术的代表作，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丑表功》《思凡》《饥火》《流亡三部曲》等，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由此，吴晓邦成为中国舞蹈艺术在现实题材领域里主要发展方向的杰出开拓者、优秀舞蹈艺术创作和表演的大师级艺术家。
当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推进时，吴晓邦把自己的新舞蹈艺术运动推向更广阔的地方，足迹从延安“鲁艺”延伸到东北，佳木斯、哈尔滨等地都留下了他传播新舞蹈艺术的身影。高椿生所编著的《解放军舞蹈史》中写道：“吴晓邦创作的《进军舞》随着解放大军的前进步伐而舞遍了全国：东北战场、平津战役，大军南下进入武汉、广州，进入海南岛，直至天涯海角。……《进军舞》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部队的军事舞蹈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可以被看作是迎接新中国的艺术演出，吹响了新中国舞蹈历史之号角。
火炬：不断燃烧的历史舞魂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吴晓邦、盛捷作为全国文联东北代表团的代表参会，到达北京时，茅盾、周扬等人到车站迎接。7月2日，“文代会”开幕。随后，中国舞协的前身“中华舞蹈工作者协会”成立，戴爱莲任主席，吴晓邦任副主席。从1954年起，吴晓邦先后多次担任舞协主席，履职共达22年。
在此期间，他为新中国的舞蹈艺术事业鞠躬尽瘁，耕耘于多个艺术领域，虽然遭受风霜冰雪，却依然像一株红梅，迎雪绽放；又像是一柄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人——那不断燃烧的，正是一代先驱者不朽的历史舞魂。
1949年8月，吴晓邦奔赴武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所建立的部队艺术学校担任舞蹈教员。该班共举办两期，培养了许多舞蹈人才，其中有后来艺术成绩斐然的舒巧、李仲林、赵国政等。历史毫不犹豫地记载：吴晓邦是中国当代舞蹈教育的开路人。
1951年年初，吴晓邦收到了欧阳予倩的一封信，邀请他赴北京开始舞蹈教育工作。３月15日，中央戏剧学院开设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为期一年半，由吴晓邦任班主任，传授“新舞蹈艺术运动”之“自然法则”。毋庸置疑，由吴晓邦主持的训练班是50年代舞蹈教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开设了舞蹈基础技术课（“自然法则”、芭蕾、中国戏曲舞蹈等）、理论课（文艺理论、舞蹈理论）、创编实习课、舞台美术课、音乐课、文学课以及相应的文化课。全班共有学员61人，其中有47人来自各地文工团。吴晓邦在该班系统地讲授了他的舞蹈艺术思想，以及集中表述了他在1950年出版的《新舞蹈艺术概论》中的艺术理念。他将自己从事舞蹈艺术多年的经验配合着“自然法则”的教材向学员传授，阐述了他关于舞蹈艺术的基本看法及对舞蹈特征的基本认识，代表了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的核心内容。例如：“舞蹈是人体造型上‘动的艺术’，它是藉着人体‘动的形象’，通过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动的规律’，去分析各种自然和社会的‘动的现象’，而表现出各种‘形态化’了的运动，这种运动不论是表现了个人或者多数人的思想和感情，都称为舞蹈。” 这个训练班，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专业舞蹈干部，他们走向全国，成为各地舞蹈艺术教育、创作、理论研究、组织活动的骨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1年3月，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学员合影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吴晓邦所提出的舞蹈艺术基本概念和理论命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舞蹈艺术概论》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难得的一本舞蹈理论著作，其艺术观点鲜明，能够结合实际讲解理论问题。除了《新舞蹈艺术概论》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舞蹈理论建设也在吴晓邦编写的一些教材性质的著述中呈现出来。例如《舞蹈艺术初步教程》（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12月出版），该书用32开本的文图并茂的形式（共74面），以舞蹈艺术动作之“自然法则”为核心，将舞蹈艺术理论观点、动作技术理论、训练原则和创作方法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新舞蹈艺术的理论与创作问题，在训练上强调循序渐进，在创作表演上追求“动于中而形于外”的“自然法则”。该书是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最早出现的教材之一，出版后曾在舞蹈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新舞蹈艺术概论》
一切都显示，一条坦荡的艺术大道已经向吴晓邦展开，他的艺术梦想即将实现。然而，历史似乎并没有特别眷顾这位崇尚“天马”的舞者。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专业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开始筹备，吴晓邦担任筹备组组长。然而，苏联派来的芭蕾舞专家，成为当时中国专业舞蹈教育的“指路人”，而“老大哥”一切以芭蕾规范为基础、以培养“白天鹅”式的舞台表演尖子人才为目标的舞蹈艺术主张，与吴晓邦以“自然法则”为训练基础、以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以创作和表演为自我完整体系的培养目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终，吴晓邦无可奈何地辞去了职务，坚持走自己的创作道路。
吴晓邦致力于新中国最早的舞蹈理论建设，此时，他决心将艺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检验。1956年，党在科学和文艺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吴晓邦回忆说：“像一针强心剂注射到我的身上，我的思想又重现活跃起来了。尤其是当我提出创办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的请求，得到周总理的同意时，虽然那时我已是年过五旬的人了，但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决不亚于一个青年。1956年冬，我怀着对社会主义舞蹈事业的忠诚之心，开始筹建‘天马’。”1957年5月，在中国文联附近的北口袋胡同的三间小平房中，吴晓邦正式开始了新的创作和演出活动。
1957年5月，吴晓邦带领5个学生、5个乐师和1个工作人员共12人，从北京出发经过汉口到达重庆，住进“红旗剧场”，那恰恰是原来戴爱莲举行边疆舞蹈大会演出的“抗建会堂”！而此时也正是吴晓邦1945年从重庆奔赴延安后整整12年！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命运安排！
6月12日，“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了第一次正式公演。演出节目有《青鸾舞》《籥翟舞》《开山》《纺织娘》《渔夫乐》《太平舞》《丑表功》《思凡》《饥火》《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随后，“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在成都、昆明、贵阳等地进行巡回演出。1957年，“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这只小小的教学表演团体在北京演出22场，观众达2.8万余人次，成绩可观！1958年3月，在文化部艺术司的支持下，“天马”的工作蒸蒸日上，又在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泉州、漳州等地进行了第二次巡回演出，共33场，观众达5万余人次，新增加的节目有《平沙落雁》《阳春白雪》《北国风光》等。
《游击队员之歌》 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1957年
回忆起在“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学习、演出的日子，老“天马”人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内心的真情。有人回忆说：“我是一九五八年秋季，‘天马’所招收的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可以说我们才入学不久，‘天马’便面临了动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我们又是幸运的一批学生，在我入学时‘天马’已有了自己的‘家’，因而我们没有尝过搭人家的伙食、住在简陋的小平房里、每天要借教室学习和排练的滋味。‘天马’的家就在北京东四门楼胡同内，是典型的四合院，分前后两个庭院。吴老师为了工作便利，他的一家人也都搬进后院的厢房住下。前院十六七间房子，作为工作人员及我们学生的办公室与宿舍。当时，朱红色的大门和廊檐、绿色的屋门和窗框，都刚刚油饰一新。院子中心的一口鱼缸，十几尾龙井鱼在水草中嬉游穿梭，鱼缸周围的花盆里，种着玉簪、美人蕉、菊花⋯⋯我们这个‘家’的天地虽小，可她充满清新和生机，似一股清泉一直在我的心中流淌。”“我们的教室，它一无镜子二无把杆，大家就立在中间上课。吴老师认为，舞蹈是属于人类的意识活动之一，如果学生习惯于依赖镜子和把杆，那么就会减弱他们意识活动的能力，依靠和束缚在把杆和镜子的条件下脱不出来，以致妨碍他们舞蹈才能的发挥……”
“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师生拜访京剧艺术大师盖叫天（前排右六），并在其家中合影。前排右七为吴晓邦
在1958年国庆节后至1959年初的时间里，“天马”人不仅在安徽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民间舞学习活动，还在巡回演出中创作了《一枝春》《梅花操》《双猫戏珠》《串珠舞》《足球舞》《花蝴蝶》等节目。1959年的第四次巡回演出中新增加的节目有《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等。纵观“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三年多的创作实践，吴晓邦带领年轻的舞蹈工作者们进行了大体上三个方面的教学和创作实验。其一，恢复演出吴晓邦的代表性作品，如《饥火》《思凡》《游击队员之歌》等。因为吴晓邦深感到这些作品是人民生活哺育的结果，也在创作上形成了吴晓邦的独特风格。其二，古曲创意舞蹈的实验创作。吴晓邦认为：“在舞蹈研究会工作的一段经历中，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中国古曲，这些几千年所流传下来的清雅、典美的，经过千锤百炼而保留下的古曲，是包含了中华民族特征的音乐文化。它们为我展示了舞蹈上的意想，我要把这首首优美动人的古曲，赋以舞蹈的新生命。”这一方向，虽然与那个时代整体的向民间舞蹈学习的大热潮完全不同，但实际上把艺术创作的触角伸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加深层的东西，探触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精神和文化意义。吴晓邦的古曲创意舞蹈，如《梅花三弄》《平沙落雁》等，突出地具有某种“前卫”的意义。其三，广泛地汲取从道教、儒教和古老的民族文化中一切有益的营养，参考多种可资借鉴的东西，来发展舞蹈艺术的创作。吴晓邦特别虚心地向传统古典艺术和民间文化艺术学习，坚持实施以“自然法则”运动为根基、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为主要教学目的的舞蹈教学法，培养了一批全面发展而非单纯表演工具的舞蹈工作者。
尽管吴晓邦一生的舞蹈创作在1959年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他却在这年年底受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挫折。在第四次带队巡回演出回到北京之后，整风运动开始，“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没能像其他那些教育机构那样获得延续生存的机会，也没能像很多舞蹈团体那样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十七年里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吴晓邦的创作活动也就此中止。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吴晓邦创办的“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除了创作和演出之外，还包含了他的一个重要舞蹈理念——培养全面的舞蹈艺术人才。但北京舞蹈学院在直到1985年才建立了舞蹈编导系，并于1993年成立了现代舞专业班，距离吴晓邦提议建立一所舞蹈学校并培养全面性的、集创作和表演于一体的舞蹈人才之教育理想（1953年），已经整整过去了40年！
尽管人生命运不可预测，但一个伟大的舞蹈灵魂却不会停止燃烧。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吴晓邦就投入了巨大精力在中国优秀舞蹈文化传统的搜集、整理、提炼上。从1960年开始，将近20年的时间里，吴晓邦不再担任中国舞协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地的1979年，吴晓邦才重新主持全国舞协工作。他画了很多张红梅，重新挂在了客厅里。岁月不饶人，他已然无法上台跳舞了！然而，他再一次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开始了舞蹈教书育人的工作，奔走在祖国各地。
吴晓邦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搜集祭孔乐舞时的情形
从1982年开始，吴晓邦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生导师工作，将中国舞蹈教育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笔者至今还记得作为第一届舞蹈硕士研究生，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情形。他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是五条小龙（当时招收了5个舞蹈硕士），以后要一飞冲天啊！”1986年，吴晓邦提出建设中国舞蹈学科，这是国内首次，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此后，先生多次发表关于舞蹈事业发展的重要文章，对舞蹈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保持高度的敏锐观察，对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给予最大的关注。他关心着每一个年轻有才华的舞者，为他们指点迷津，指明艺术方向。在他的身后，站立着杨丽萍、黄豆豆等一批当代中国的顶尖舞者；在他的身边，并立着戴爱莲、贾作光、康巴尔汗、陈翘、斯琴塔日哈、冷茂弘、黄石等一大批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设者们……
吴晓邦、盛婕夫妇
1995年7月8日，吴晓邦先生驾鹤西归。这位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这位新舞蹈艺术创作的先驱者、表演艺术家，这位中国舞蹈理论的拓荒人、舞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第一位导师，终于安息了。然而，那颗永不停止燃烧的舞蹈灵魂，却在光明的绽放里获得了一个高贵的赞誉—— 一生为人民而舞的人民舞蹈家！
